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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书的作伪（第1页）

古书的作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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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古书的人，须知古书有种种作伪的理由。

第一，有一种人实有一种主张，却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轻，不见信用，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。

《庄子》所说的“重言”

，即是一种借重古人的主张。

康有为称这一种为“托古改制”

，极有道理。

古人言必称尧舜，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，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尧舜的时代。

即如《黄帝内经》假托黄帝、《周髀算经》假托周公，都是这个道理。

韩非说得好：

孔子、墨子俱道尧舜，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谓真尧舜。

尧舜不复生，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？（《显学》篇）

正为古人死无对证，故人多可随意托古改制。

这是作伪书的第一类。

第二，有一种人为了钱财，有意伪作古书。

试看汉代求遗书的令和诸王贵族求遗书的竞争心，便知作假书在当时定可发财。

这一类造假书的，与造假古董的同一样心理。

他们为的是钱，故东拉西扯，篇幅越多，越可多卖钱。

故《管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诸书，篇幅都极长。

有时得了真本古书，因为篇幅太短，不能多得钱，故又东拉西扯，增加许多卷数。

如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都属于此类。

但他们的买主，大半是一些假充内行的收藏家，没有真正的赏鉴本领。

故这一类的假

书，于书中年代事实，往往不曾考校正确。

因此庄子可以见鲁哀公，管子可以说西施。

这是第二类的伪书。

大概这两类之中，第一类“托古改制”

的书，往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在内。

第二类“托古发财”

的书，全是下流人才，思想既不高尚，心思又不精密，故最容易露出马脚来。

（《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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