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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史的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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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,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,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:这便叫做评判。
但是我说的评判,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。
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。
那种“主观的”
评判,没有什么大用处。
如今所说,乃是“客观的”
评判。
这种评判法,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。
这些效果的价值,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。
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:
(甲)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。
(乙)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。
(丙)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。
例如古代的“命定主义”
,说得最痛切的,莫如庄子。
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,故说:“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?所谓人之非天乎?”
因此他有“乘化以待尽”
的学说。
这种学说,在当时遇着荀子,便发生一种反动力。
荀子说“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”
,所以荀子的《天论》极力主张征服天行,以利人事。
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,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,牢不可破。
在社会上,好的效果,便是一种达观主义;不好的效果,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。
造成的人才,好的便是陶渊明、苏东坡;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。
(《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》[40]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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